• 论新青年遭遇“旧”婚约 不要轻易放弃。学习成长的路上,我们长路漫漫,只因学无止境。


      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史的研究,曾是国内外学术界关心的热门话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社会风俗史和婚恋思潮的论著,就宏观勾勒了婚姻家庭观、婚礼、婚俗等方面的变化趋势。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者,则对“新”、“旧”史观、男性精英文本、女性自己的叙事、出版媒介做了批判性的反思。   在这些研究成果基础上,台湾和大陆学者探讨民初婚恋观时,有的试图在方法论上运用国外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有的从具体文本或个案入手,注意观念与现实的矛盾。前人的研究成果给了笔者启发,有些研究的视角和思辨性的论述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有些研究方法仍值得反思,比如: 以部分文人志士的言论来说明人们家庭生活的变化; 截取不同时间、地点、语境的片段材料,线性串连出社会的变迁; 写作中有“现代”的价值评判。   那么如何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呢? 若关注个案,却局限其中,甚至与前人在相同问题上使用的材料都较为雷同,而无发覆,这样的研究意义不大。但是从某种程度而言,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窃以为也许可从几个方面努力: 一、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对待文本或个案,要进得去出得来; 二、在时代的脉络中明白具体的人、事,体会历史人物思想行为的多面性; 三、写作立论时,避免理论先行和价值评判,应在论述中揭示历史的复杂性。接下来,本文以1919 年底《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对“男子可否承认父母代定的未婚妻”的讨论为例,尝试以上述方法对婚恋问题延伸探讨。   一、晚清“传统中国”婚姻择配形象的语境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婚姻”的结合不是基于男女的爱情和幸福,而是为了孝顺父母和繁衍后代。明清律例规定男女婚配权在父母手中,这是“传统婚姻”的“重要特点”,“符合礼法的要求”。诚然,《大清律例》把男女婚姻的主婚权赋予他们的尊亲,很多案例也显示家中的长辈习惯按自己的意愿为后辈安排亲事,甚至在后辈幼年时就为其定婚。但是若不具体问题具万博体育app下载-万博体育是哪里的-万博体育怎么注册欢迎您的加入为您打造安全,优质的服务,带给您最奢华游戏盛宴,一上线是马上就受到众多游戏爱好者的追捧,万博体育app下载-万博体育是哪里的-万博体育怎么注册让玩家一站式玩尽各种老虎机游戏,万博体育app下载-万博体育是哪里的-万博体育怎么注册是高端人士的选择.体分析,只限于评判这样的择配方式,那么无益于对历史事件做同情之了解。   尊亲乐于早替晚辈谋婚事,而且倾向于在熟人圈中择配,或是基于彼此的情谊,男方读书聪慧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促因,这类故事在一些晚清名儒年谱中得到流传。比如: 道光九年( 1829 年) ,裴荫森七岁,拜同邑庠生卞文英就学,他“读书聪慧”,卞先生曰: “吾欲得快婿也!”故将女儿许配于他。幼年定亲的撰记文风有溢美谱主之嫌,但在科举盛行的时代,择婿重才学、慕功名的现象可能也是事实。张謇在年谱中记到: 同治九年,十八岁,应江南乡试,中一等十六名。“至隶学籍后,议婚者百余家。”先是,璞斋先生的夫人孙氏看中张謇,但没有议婚。乡试发榜后,孙夫人兄长见张謇考中,便促其姐议订婚事。他们提出两个条件,一须居城,一须合买宅同居。张謇不愿与父母分家,谢绝了这门亲事。他另外求婚徐氏,因徐为农家,富有田业,徐女能“持衡册课佃人”,而张家也有田,母亲希望有一位懂得田事的媳妇做帮手。这个故事还说明,张家讨媳妇有多种现实因素的考虑,婚事的议定是儿子与父母沟通协商的结果。   二、应对“父母之命”: 新青年理想的恋爱观   清末,男女之爱也被推崇和升华。陈撷芬认为“吾中国人心散乱,皆因无爱情耳! 苟女子一旦幡然而明,知国为至宝,彼岂不以其爱父母,与夫从一而终之爱情,移爱于国,移爱于同胞乎? 其结团体也,必致永久不散,死生相共矣!”有革命党人把爱情与国运挂钩: “社会何自成? 成于男女之交合,基于男女之爱情,人类无爱情即无社会。男女之爱情深者,其家必兴,其国必强,其种必蕃盛。”也有人把爱情看做世间最大的“凝合力”,“盖凡人皆有一种慈悲性,爱情即寓于慈悲性之中,故其爱情盛者,其爱国之心亦盛。”   换言之,理想的夫妇关系基于男女爱情,理想的男女爱情又可外化为爱国之情。从爱情的角度审视夫妻关系的方式,象征近代婚姻价值取向的产生。民国以后,“恋爱”一词风行,既指男女之间的感情心态,又指男女交往相爱的行为。1919 年,瑞典教育万博体育app下载-万博体育是哪里的-万博体育怎么注册欢迎您的加入为您打造安全,优质的服务,带给您最奢华游戏盛宴,一上线是马上就受到众多游戏爱好者的追捧,万博体育app下载-万博体育是哪里的-万博体育怎么注册让玩家一站式玩尽各种老虎机游戏,万博体育app下载-万博体育是哪里的-万博体育怎么注册是高端人士的选择.家爱伦凯( Allen Kay) 的婚姻家庭观传入中国,她认为无论怎样的婚姻,有恋爱便是道德的,即使经过法律手续的婚姻,没有恋爱总是不道德的。婚姻是男女双方绝对自由的结合,不受形式的限制。   爱伦凯的思想经北大罗家伦介绍,又被其他鼓吹新式婚姻观的青年们在报刊上频频宣传,影响较大。李达更是猛烈批判无爱的婚姻: “夫妇间若无恋爱便无道德,离婚也可再婚也可。若勉强敷衍,就变成了一对机械的男女。男子好比嫖客包娼,不过是要满足兽欲,女子好比妓女包吃,永久卖淫于某男子,不过是一种得钱米的手段。   三、知易行难: 新青年婚恋的困境   “一个问题的讨论”中,是否以牺牲自我达到解放女子、改造社会的目的,即是否对旧式女子实行“人道主义”,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沈雁冰坚持“人道主义”观,却遭到许多人批评。也许是因为他的恋爱论让人误解了,他说: 人会变,恋爱会变。“少年时候的爱情延长到老时,是否同是这爱情呢?”还是由于两人共过一生,共育儿女等因素沉淀出来的“夫妇爱”? 结婚、离婚不应以恋爱为要素。既不涉及恋爱,那么男女在人格和精神上都不会苦了。   男子娶了不社交无知识的“可怜虫”,便可引伊到社会上,解放她,让她做个“人”,这岂不比单单解约,独善其身好得多么? 世间一切男女,莫非姊妹兄弟,援手救自己的姊妹,难道也要忖量值得与否,也为着恋爱么?沈雁冰区分了“恋爱”和“爱情”的概念,他首次说到“恋爱”一词时,后面括号英文单词Love,若用同义替换法解读,那么“Love = 性的恋爱”。他的意思是恋爱有性的因素,以性欲结合的夫妻关系不会长久,结婚和离婚都不应该以性欲为要素。他区分了恋爱和爱情,爱情是普通的爱,换言之是博爱,可以是手足之情。正因为没有男女之间道不清的情愫,无性欲的驱使,无精神上痛苦,所以不会离婚。   他坚持“人道主义”观: “诸君是以自由恋爱看得很重,我是以利他主义看得很重。诸君仿佛以破坏手段改革,我愿以建设的手段改革。”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与自身婚姻状况有关。1918 年的农历春节一过,他就与儿时被祖、父选定的孔家女儿结婚了,新娘是缠过脚的女子,婚后他才发现新娘只认得孔字,还有一到十的数目字,她闭塞到不知道北京和上海。他给妻取名德沚,送其进学堂,但改造计划不大理想,毕竟德沚过了求学的最佳年龄,在家没有学习的兴趣,进学堂又感到吃力。   尽管学业无大成,但她在丈夫的影响下投身妇运工作,也算有所改变。   四、民国初年退婚、离婚的法律环境   在众多讨论者中,只有一人提到通过法律解决退婚问题。欲结婚先退婚,这正是“五四”以来新青年遇到的特殊情况。不承认父母代定婚姻者,也是主张退婚或离婚的人,然而这种离婚是单方面的意志,没有法条可供援引。   1912 年,法典编纂工作尚未启动前,民国政府决定暂时援用清代律例( 废除与民主国体抵触各条) ,至于“大清民律草案”,因清廷未审议颁行,所以民国政府决定不予援用,此后民事案件的处理,依照宣统二年( 1910) 《钦定大清现行刑律》( 简称“现行刑律”) 中的相关规定。《钦定大清现行刑律》是由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对《大清律例》删订而成,关于男女婚姻的律条,修改不多,仍然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或父母已故,由余亲主婚,携女改嫁的寡妇有女儿的主婚权。婚约的解除依下列几种情况而定: 已定婚但毁约再定者,后定之婚无效; 若自己离家在外,家中尊亲为自己定了婚事,那么这门婚事也是有效的,若在外未成婚却自行定婚,那么自定的婚姻无效,应从尊亲所定; 婚期已过五年,女方无过而男方不娶,或男犯罪女犯奸者,可解除婚约。关于离婚,主要针对妻犯“七出”,但丈夫逃亡三年不还,妻可告官离异。   结语   民初的《时事新报》是进步党的机关报,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该报副刊《学灯》在破除“旧”婚制,宣传自由婚恋的舆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学者却较少关注它在这一方面的史料价值。本文以1919 年底《学灯》的材料为基础,分析知识青年鼓吹或实践“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的情况。但本文不愿局限于此,《学灯》这场“一个问题的讨论”,并非孤立的事件,我们应该把此时婚恋观的变化和讨论放进历史脉络和社会环境中来看,这样有助于明白历史人物思想的语境和言语的动机。   因为一种观念的出现,有其发生的条件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再者,观念也是人的思维,与人物成长生活的环境,接受的教育,以及自身的经历有关,而人的思想也有矛盾的时候。笔者试图注意历史的复杂性和人事环境的联系性,反思如何在婚姻家庭史的研究中有所推进。但笔者只是学术研究路途上的学步者,想法和做法有待继续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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